笔者在朗讯（Lucent Technologies）工作期间，对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衰落有颇深感受。作为曾经发明过半导体三极管，固体成像器件CCD，UNIX操作系统/C/C++语言乃至发现宇宙背景辐射、信息论中的香农定理的世界顶尖级实验室，在21世纪的头几年却一直在裁员和缩减经费，以至于不得不在多个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退出。后来上任的贝尔实验室总裁干脆搞起企业模式，想以他九十年代末在光纤领域的成功创业（他的公司2000年被朗讯高价收购）为榜样来扭转局面。一时间，许多科技泰斗们，例如多输入输出天线空间复用（MIMO）的鼻祖之一，贝尔实验室院士Foschini博士都被叫去搞商业项目，做市场分析。试想一下，在当今这样一个质量、服务、价格都在激烈竞争的时代，让有着辉煌研究传统的贝尔实验室直接参与其中，该是多么难啊！

贝尔实验室的衰落有多种原因。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的枯竭，尤其在中长期的投入方面。这个趋势始于1983年。在那之前，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有一百多万员工，垄断美国通讯行业，经营范围包括系统的维护运营，设备的制造生产，网络管理。确实，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电讯业的技术创新，较贵的电话电报业务也没少让广大消费者掏腰包。但是垄断给AT&T带来巨额利润，其中大部分就用做前瞻性的研究（许多与AT&T的经营业务也无直接联系）。这么看来，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向全民征些税收，来支持国家实验室从事高科技研究，最终孕育划时代的发明和发现，造福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

而时过境迁， AT&T自从1983年因反托拉斯法被一分为九，拆分成只经营长途业务的AT&T （Ma Bell）、一个专做计算机业务和七个地方电话公司（Baby Bells）。到九十年代，朗讯做为设备生产部门从AT&T分出（AT&T保留部分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单独成立AT&T Labs），之后又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设备商诸如华为，中兴的价格挑战，朗讯的营业利润急剧下降并且长期赤字，根本无法维持贝尔实验室所从事的中长期研究。

相比之下，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现在有更雄厚的资金和财力进行科技投资，这为高科技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我们还待提高的是对科技进行大胆探索的胸怀和不怕“浪费”时间或牺牲短期利益的精神。一般来说，一项重大的科研突破是无法定量计划的。就像艺术家们常讲的，精品需要创作灵感，而灵感的产生是随机的，尽管得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当年的贝尔实验室给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相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每人可以凭各自的兴趣及专长，从事具有探索创新性质的项目。没有繁琐的进度检查或任务汇报去鞭策工作，只大力强调独立思考，激发创造性思维。比如信息论之父香农（Claude Shannon）,平时经常像杂技表演者一样脚踏独轮自行车上下班，搭建迷宫观察小白鼠在其中的行为，来探究人工智能。这些表面看似无关的兴趣实际上都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他对信息论和信道编码的研究，从而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对中国当今的发展尤其重要。当然我们承认科举式的应试教育，严格的程序化管理有助于国家培养大批拥有良好基础素质的科技队伍以满足社会的广大需求。但我们应当允许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出现。另一方面，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除提供充足财力以外，眼光可以放得更远些，目标可以更定性些，多鼓励冲出框框的思维（think outside the box）。相信有朝一日，中国不仅是个生产制造大国，同时还能在诸多尖端高科技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袁戈非，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在朗讯工作期间，研究无线关键技术闭环预编码，先进接收器，迭代译码等。参与研制业界第一个带智能天线的3G基带芯片。在4G无线系统仿真方面有很深造诣。在中兴通讯带领团队研究LTE-Advanced关键技术。已授权及申请的国际国内专利有30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