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困--本刊关注--千人杂志

教授之困

2012.02

来源：千人杂志

“千人计划”自实施以来，掀起了一批海外高端人才回国的热潮。作为引进人才的国家品牌，“千人计划”可以说是不辱使命。如今，引进的人才们分布在各个领域中，已然要开始浸淫国内环境。教授之困，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解说了“千人计划”在摸索落实时期遇到的阶段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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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刊记者方令
日前，中国科技大学地空学院教授、“千人计划”专家张捷发布博文《“千人计划”教授面临的困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开展工作困难”、“部分舆论存在非议”、“与国内同行、单位关系处理难”等“千人计划”教授归国后面临的实质性问题。随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千人计划”专家过敏意教授也撰文《高端人才引进得失探讨》，进一步明确了这些问题的切实存在。
“千人计划”自实施以来，已分六批引进了海外高层次人才1510人，“青年千人计划”也前后分两批共引进了361人，自此，国家“千人计划”行列中已集聚了1871位成员。在这1871人中，创新人才占去大半壁江山。而高校作为创新人才从事科研工作的主要载体之一，高校里的“千人计划”教授成为我国科教创新的重要力量——他们是“千人计划”完成“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保障。那么，教授们的境况是否真如文中所述？他们到底面临怎么样的困境？本刊分别采访了几位不同高校、不同领域内的“千人计划”教授，听到了来自他们的真实看法。
制度之困
“管理体制变管制”
大部分教授回归以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组建研究团队，这时候东西方大学管理系统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就显露出来。在中国大学里，行政主导之风盛行，即使细枝末节如团队的人才招聘，行政层面上也未必会给予教授们足够多的自由。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千人计划”教授章文俊就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例子：“我甚至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招收研究生。在加拿大任教时，我可以招收任何专业的学生来从事混合多学科的研究，而现在我的博士生有名额限制，作为一名机械工程的教授，我无法招收生物化学背景的学生做硕士生或博士生。”章文俊表示，这种管理体制上的限制让部分“千人计划”教授诉苦无门。“在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欧洲、香港等，行政的角色就是学术的辅助。在国外，通常只有薪酬是需要获得院长批准的，而具体到学术层面上的东西，研究人员、教授则更有发言权。”
记者在网上搜索相关材料，发现各大高校的门户网站中并无条例具体说明跨专业招收的事宜，已有的相关信息寥寥可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中，一个来自某大学2011年“关于博士生导师跨专业招生资格审查”的通知称，“试点”推行跨专业招生，但也对申请的博导和其培养博士的质量作出了相关硬性规定。如申请者“近5年需承担2项以上国家级项目，实际到位研究经费不少于100万元…”，申请者培养出的跨专业博士生要求“主持发明专利2项以上，发表SCI论文2篇以上…”等等。该通知落款为某学院的“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以上案例和章文俊教授的个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今的高校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行政干预多、机制活力少——“行政逻辑”代替了“学术逻辑”，“管理体制”变为了“管制”。当学术力量必须受到行政力量的制约，学者的自主性就被大大降低了，其潜在创新力很可能就在潜移默化中消惘。“有些事情也许本来可以做，但是由于一些制度上的限制，让我们就没法去做或者很难去做，有些相关行政人员是内行，但还有一部分则是实实在在的外行。”一位教授无奈地表示。
但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由来已久。高校的“去行政化”已经提了很多年，一些高校也曾有过尝试，但是几乎甚少有善始善终之例。“这是个庞大的问题，无法在一朝一夕之内完成。”对此，这位教授提出建议：“但总要开个头。我建议“改良土壤”，让人才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对国家大费周章引进的海外人才。从另一个角度讲，高校完全也可以依托海外人才的平台，引入一些符合西方教育规律的制度，在学校、学院内部推行。”
国家层面也在尝试试点改革。早在2005年12月，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七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组建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式挂牌成立。它被定义为“一块试验田”，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不仅要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更要探索出一种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而该所的所长，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王晓东则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了所里独特的机制：“我这个所长最主要的工作是招人，至于实验室搞什么课题、钱怎么个花法，我一概不管。”他表示：“在北生所你看不到行政主导的影子，一切‘唯学术是瞻’。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特点就在这里，让研究所回归科学研究本身。”
虽说研究所和大学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一，但是两者同为培养人才、创新科技的载体，共同折射的是当下中国科研体制的样貌。
北生所的机制被一些“千人计划”专家推崇，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尝试十分必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千人计划”入选者饶毅曾多次发表博客，提及“我国应该而且可以推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他说：“北生所通过自己扎实的体制机制创新，在获取创新成果、培育创新人才、建设创新文化方面取得越来越突出的成绩，具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千人计划”教授段青云同时表示：“目前部分用人单位对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缺乏兴趣，对培育下一代的科学家也不关心，他们只关注引进人员争取了几个大课题或写了几篇大论文。但我们国家科教领域有许多体制性的问题需要改善，这些东西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海外引进人员最大的财富就是他们所掌握的国外先进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引进人才的目的应该是充分利用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软实力。”
对此，章文俊教授有同感：“我们应充分运用自己所熟知的西方先进理念支撑起一个能够面向世界的中国大学体系。”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给海外引进人员在不同层次上出谋划策的机会，让他们表达意见和提出建议，非常有必要建立各种交流渠道来促进海归引进人员与各层次、各方面人士的交流——不但包括我们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还包括我们与我们的单位之间、国内同行之间，形式包括定期专家小组会议等。这些交流渠道必须制度化。”段青云说。
经费之困
   “配套项目是否可行？”
“这不仅仅是问题，而且是大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当提及配套经费与项目的缺位时，一位“千人计划”教授直言不讳。
目前，“千人计划”给予引进人才一次性一百万元的安家费，但并无其他配套经费与项目，这个问题困扰了一部分 “千人计划”教授。在这次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反映，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经费和项目上的困惑。“申请国家重大项目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必须与国内同行竞争经费”…“引进来”是为了能“用起来”，如果人才连本职的科研工作都有困难，那这种引进无异于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在国外获得了终生职位的教授，工作生活基本上是高枕无忧的，我们回来的主要原因是保有一颗中国心，很想做一点实事。但回归后如果无法真正顺利地开展研究工作，我们会觉得很迷茫。”一位专家说。
当下，“千人计划”专家获得项目的途径和国内专家并无二致，照常进行申报、立项、批准。部分专家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刚刚回到国内的“千人计划”专家并不公平。更有人表示，由于“千人计划”专家身份的特殊性，有时候会令情况雪上加霜。
   “我们属于‘空降兵’，学术位置不确定，又打破了现有科技体系实行的工资待遇制度，会招致一部分非议，这让我们被蒙上一层阴影，开展工作并不顺利。”
有专家呼吁国家层面颁布一些过渡性措施。“能否效仿美国HHMI人才资助模式（美国休斯敦基金：打破项目制人才资助模式，注重长期资助）？”有人如此建议。“事实上，在加拿大也有一个叫做“加拿大研究首席（CRC）”的项目，候选人需要写他或她出任研究首席的计划。候选人和其计划都在评估范围内。”
“国家若有配套经费，全职回国的人肯定会更多。而且‘千人计划’教授在学校的处境也可能会比现在好一些，这样“千人计划”教授就无需与国内同行直接争夺有限的资源了。”有人则提出期望。
张捷教授则在《“千人计划”教授面临的困境》一文中建议设立“千人计划”专项科研基金，以之作为“过渡性支持”。他说：“从表面上看，增设‘千人计划’基金似乎会让一些人对‘千人计划’教授有更多的成见。但专项基金能够解决一个本质上的问题：避开了‘千人计划’教授一到位就要与国内同行竞争经费的问题。一旦大家都上了岗，把事情做起来，就有了交融与合作的机会，就有可能建立理解与共识，另外，‘千人计划’专项科研基金应该是给予以‘千人计划’特聘教授领军的团队基金，鼓励团队合作，鼓励跨学科与跨单位的合作，带动集体科研事业。”
人际之惑
   “多一些尊重与理解”
“人际关系”同样是被海归专家经常提到词汇之一。有人戏称，这也是一整套的“中国功夫”，要练好这个功夫，不容易。
的确，在这个古来便被称为礼仪之邦的国度，人情世故往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重要。多数海归专家在国外有十年以上的学习工作经历，不少人坦言，文化上的差异让他们一下子“吃不消”，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与单位的关系、与国内同行的关系”上。
人际关系往往和其他因素绞织在一起，比如学校的管理体制。“特别是行政事务，本来按照工作程序处理就可以了，非要加进去一些人际关系的要素。”又如申请经费、项目一说。“在这样的机制体制下，我们要与国内同行竞争有限的经费，涉及到具体利益，人际自然不好说。”
然另一种说法则称，“关系”一词向来就有，而且不仅中国有，国外一样有。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并不简单——恶劣的人际关系当然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但好的人际关系则对工作有促进作用。“我觉得，作为一个在中华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促进自己的工作。”一位教授表示。
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且更温和。毕竟抱怨过后，教授们面临的环境不会立刻发生实质改变，摆正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千人计划’教授在国内要有所作为，首先要融入现有的社会，充分尊重现有秩序中合情合理的部分，充分理解现有秩序中合情但可能不太合理的部分，即使其与西方社会的一些理念相抵触。当然，对于其中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部分则要坚决抵制。”
最后，这位教授总结道：“一句话，充分尊重并理解中国国情，不特立独行，也不能盲目顺从。”
“千人计划”自实施以来，掀起了一批海外高端人才回国的热潮。作为引进人才的国家品牌，“千人计划”可以说是不辱使命。如今，引进的人才们分布在各个领域中，已然要开始浸淫国内环境。教授之困，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解说了“千人计划”在摸索落实时期遇到的阶段性障碍。而“困境”的由来往往是多方面的，管理体制、项目、人际…这些词语背后伸出的藤蔓纠缠在一起，很可能让部分刚归国的教授难于抵挡。
“其实，我们对回国后面临的困难早有准备。只不过今天对困难认识的更具体。我们仍在不断地寻找合作的机会。”张捷教授在文中这般说。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使命所在。这批领军人才，在大国崛起的每一次转身中，都要留下他们探索的身影。